在前一篇岐阜紀行,我感受到岐阜有種接納新科技又不忘傳統的感覺,憑自己對織田信長的印象,覺得兩者好像又有所關聯,來看看織田信長在經濟與經營領地方面的紀錄吧!
織田家原隸屬越前國守護斯波氏,同時斯波氏也擁有尾張國,織田氏被賦予守護代一職移居到尾張國。然而織田信長的家系只是織田家旁支的家系,並不擁有領地,理論上不會有領主才有的年貢等財源,但是隨著斯波氏沒落,尾張國開始被織田氏瓜分,從織田信長的父親織田信秀也開始掠奪敵人的領地,開始建立起發展的基礎。
隨後織田信秀壓制了木曾川的水陸要衝津島,並且在織田守護代的授意後,給予尾張國熱田的商人商業特權許可證,從此商人能夠透過壟斷獲得可觀的賄賂,再轉而提供織田氏相對應的禮金,自此織田家得到相當巨大的回饋,也成為更勝初期領地的重要財源,商業課稅所帶來的利益逐漸成為織田家最厚實的後盾。
伴隨著這些來自父輩的資產,織田信長開始展露頭角。在桶狹間之戰獲勝移居到小牧城後,信長發佈破除莊園特權的命令,將中世紀莊園制度的所有權歸零,將權利一元化,領地都成為織田信長的直轄地,再由織田信長委任家臣擔任「一職」前往分配到的地域,將土地重新分配給家臣,而信長本身也擁有該地域的部分直轄地,並非由家臣擔綱足以自主的大名。
除了針對莊園制的土地重分配,也廢除領國內關卡政策,這些原是豪族或是寺社勢力的利益來源,每當貨物要通過領地的關所時都會課稅,在信長的規定下全部廢除,讓物品的流動可以更順暢,促進經濟發展。
如此巨大的重新分配讓織田信長能在飛躍期擁有足夠的財源,同時促進經濟發展也使城下町發展更加健全,也可視為中古莊園制的瓦解,「一職」的任命則可視為信長借鏡室町時代的守護制度加以改良、掌握權力。
越前國的一乘谷城下町早在十五世紀末朝倉氏就開始經營了,可視為最早的城下町起源之一,作為群山環繞、擁有足羽川跟日本海連結能夠發展水運,是一個很適合發展的地點,城下町是以大名的居城或城郭底下規劃出來的區域,以經濟為核心發展,又有保障安全的功能,不只米糧,還有生活必需品、工藝品、武器等皆會在此交易與發展,相關的職人也會定居下來活絡城市發展。織田信長的飛躍時期無論在岐阜城、安土城都有發展城下町。
至於樂市、樂座,早於織田信長以前在近江國觀音寺城的六角氏即有樂市令的出現,所謂的樂市令意旨為創造自由市場,相當於樂市,而樂座則是指排除既有的商業組織的特權,僅以樂市令綜合指稱。然而就此斷定樂市令就是要拔除既得利益者的特權,重新讓市場活絡也過於樂觀,因為無論是最早的六角氏或是織田信長都是針對荒廢的市場、新設的市場下達這樣的命令。
然而樂市令時常會伴隨免除前朝債務的命令,會被視為德政。然而從美濃國的加納、朝倉氏滅亡後改為中心的北庄、到織田信長一手打造的安土城城下町,並非一視同仁使用此規定,原因是岐阜的前朝是齋藤氏,有其必要拉攏當地的勢力與順應民心,朝倉氏滅亡後為了穩定商業活動而保有在地商人的特權,且能從中獲得豐厚的禮金回饋,而安土城是從無到有,如果再執行此規定只會徒增困擾。
可以說織田信長除了善用制度以外,也是一位現實主義的霸主,針對不同的狀況實施不同的制度以做出最符合當下效益的決策。
在室町幕府足利義輝被三好一族勢力擊殺後,三好一族擁立足利義榮為將軍,而足利義輝的弟弟足利義昭則開始尋找願意協助上洛的勢力。當織田信長攻下美濃後,決定扶植義昭上洛,並在成功上洛後將草津、大津與堺納入直轄領地,從而得到更高的商業利益。
擁立將軍而取得實質統治權的作法也不是織田信長開始的,早從西國霸主大內氏擁戴足利義稙有功,就足以顯見此做法相當有用。
在尊奉足利義昭的上洛作戰中,織田信長迅速地席捲了近畿地區,然而當地的寺社累積了許多財富,很可能被趁火打劫,因此在地寺社與有錢人家會聚集起來,要求征服者給予保障地域安全的保證書,這稱為禁制,然而這也有所交換,就是要給予征服者一大筆獻金,稱為矢錢或家錢,雖然名義上是提供軍用資金,實為足利義昭在受天皇任命時儀式所需的費用,這也成為織田信長的正當性來源與重要的財源,甚至可以說是邊上洛邊收保護費。
隨著足利義昭與織田信長的共同目標達成,緊接而來的是將軍對於權利充分掌握的渴望,義昭掀起了第一次的信長包圍網,但在武田信玄驟逝以及聯軍的不協作下宣告失敗,義昭被逐出京都,未來也未出現足利氏的將軍繼承人,被視為室町幕府的滅亡。
織田信長一直都有一支直屬部隊,由小姓與馬迴眾組成,到最後的本能寺之變時也有馬迴眾親衛隊的身影,要栽培直屬部隊需要耗費巨額,但是訓練充足的部隊在各大戰役都有卓越的貢獻,這是織田信長較為特殊的部隊編制,但也不致於到兵農分離的程度。
此外,在長篠之戰中織田軍號稱有三千鐵砲部隊,足以顯見織田家的經濟實力有多麽驚人,獲得重要港町能夠調度鐵炮、硝石等資源讓戰事順利進行,以及堺本身就作為鐵炮的產地,更讓織田信長的軍備實力驚人。
織田信長嘗試制定了一連串的制度規範當時各項貨幣兌換的價值,以及相關的罰則,在此前都是由市場主導貨幣的運用,由統治者定義並規範是相當先進的,然而信長忽略了當時瀰漫整個日本的實況,錢幣是供不應求的,因此這項命令馬上遭到擱置,最終信長也轉而使用以米作為支付基礎的制度——石高制,並在自己的領地內統一公定量器,使用京都的判枡確保課稅公平,想到要統一度量衡這點確實是織田信長的遠見,但背後也是改革的一大挫敗,搭配著當時的時空背景最終作出的決定。
透過《戰國大名經濟學》、《日本戰國這樣讀》、《日本戰國致富圖鑑》等書,仔細看了一遍織田信長對於改革、吸納舊有制度等過程,發覺信長性格甚至更像日本強大的因素!
為什麼呢?之前我的文章《從 SONY 到無印良品|淺談日本文化中「縮小意識」的起源與影響》提到日本擅長把外國的產品學來並加以縮小改良,曾經以此制霸全球,吸取各種優點來迅速讓自己強大是日本性格的一部份,而織田信長從父輩繼承一些優勢固然沒錯,但是透過奪取敵人的領地加以分配確保自己的財源、因地制宜實施不同的制度讓經濟迅速發展又獲得更多利益,最終在政治這塊也不忘汲取最大利益,讓信長在天下爭霸的路上有源源不絕的後盾可以支撐。
或許也是這樣個性的天下人才能開啟天下布武的局面,換做其他人的起手式能如此霸氣且一步步壯大自己以達成目的嗎?真的很難說呢!